叶向高曾上疏说:“今日天下必乱必危的原因可以归结为数条,而灾害、寇盗、怪事、人妖还不包括在内。最大的问题是朝廷空虚,这是其一;上下隔绝,这是其二;官吏好胜喜争,这是其三;多藏厚积,必有违法乱度之嫌,这是其四;社会风气日下,无可挽回,这是其五;如果陛下不能奋然振作,选用老成之臣分布于朝廷各衙门,将历年荒废松懈的政事一举更新,恐怕国家的忧患,不在于敌国外患,而在朝廷之内。”叶向高的话说得非常痛切。神宗皇帝知道他忠君爱国,但就是不愿亲理朝政,因此也就不能将他的意见付诸实行。
起初,叶向高进入内阁不久即上疏陈述用人、理财的方法,亟力请求补缺官,罢矿税。眼见神宗皇帝不能从其请求,于是上疏论上下互相隔绝离心离德的危害。又两次上疏请求辞官,神宗皇帝都不允准。叶向高从单独为相之初,即请求增补内阁大臣,神宗皇帝始终不听。等到吏部尚书孙丕扬因举荐贤士不被录用而要求辞官时,叶向高特地上疏请留他,神宗也不予答复,叶向高于是称病不出。经神宗再三宣谕,叶向高才出来办事。
后来,他又上疏说:“臣多次请求辞官,总是承蒙皇上恩泽勉留。但是臣不在于一身之去留,而在于国家之治乱。今日全国各地到处充满灾害废弃,畿辅、中州、齐、鲁、流民塞满道路,加以内外空虚,人才耗尽。此罪不在他人而在臣,臣如何可以不辞官。而且陛下既然用臣,就应当实行臣的意见。今日章奏不发,大臣不见,被罢斥的不起用,连臣的一点诚意都不能上达,留臣有何益处?假如诚心用臣之言,不白白消耗臣的身体,臣就是突然去世然而因得到皇上的恩惠,也会感到有余幸的。”神宗皇帝仍不醒悟。等到京师发生大水、四面八方多次奏报水旱之灾时,叶向高又说:“自内阁大臣至九卿台省,官衙皆空,南都九卿也止存十分之二。全国各地的大吏,从去年秋天至今,未曾起用过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会长久如此,臣恐怕祸端一发,将不可收拾。”神宗皇帝还是不省悟。
万历四十年(1613)春,叶向高用历代帝王享有王位四十年以上的自三代至今只有十位君主一事,劝神宗皇帝力行新政。因而再次以用人行政之事上疏请求,神宗也不予答复。叶向高以其志向得不到实行,没有一个月不要求辞官,神宗皇帝总是优旨勉留。叶向高再进言:“臣进退可以置之不问,而百官必不可尽是空缺,监察建言必不可尽皆荒废,各方巡按必不可不予替换。内外离心离德,皇宫附近,充满愤怨之声,祸乱之事不可预测,而陛下却与群臣隔绝。将帅不得用其忠,六部不得举其职,整个天下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而自以为神明之妙用,臣恐怕自古以来圣帝明王没有采取这种办法的。”
起初,叶向高有病,内阁里面没人,有一个月的时间他就在自己的家里撰拟批答章奏的诏旨。至此,叶向高在家卧病不出,时间过了很久仍像以前那样在家里撰拟诏旨,有人议论他那样做是不符合制度的,叶向高自己也说这样做不对,坚决要求辞官。神宗皇帝一直不任命他人为相,总是派鸿胪寺的官员去勉留他。到皇帝万寿节那天,叶向高才开始起来办公。
此后,叶向高主持癸丑年会试,章奏都送去考场,请他批阅。神宗皇帝考选科、道官七十余人,委任令久久不下,叶向高数十次上疏恳请,过了两年才下达。言官既多,攻击纷起。神宗皇帝心里厌恶他们,章奏都留在宫中不发。叶向高请令全都交给有关部门,以便决定其去留。为此说:“当大臣的,是小臣的领头。现在六部尚书只有赵焕一人在任,而都御史已有十年不补,管束没有人,人心何由收敛?”神宗皇帝只是责备言官妄自胡言,而所空缺的大臣终究不补。叶向高请增加内阁大臣,上章奏到了一百多次,神宗皇帝才任用方从哲、吴道南。叶向高上疏谢恩,并由此请求引退,神宗皇帝还是优诏不准。
万历四十二年(1615)二月,皇太后去世。三月,福王前往封国。叶向高请求辞官归里之心益切,为此连续十余次上疏。至八月,允许他辞官。叶向高因三年考核政绩,晋升太子太保,文渊阁大学士;论延绥战功,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户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又加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至此,神宗命令加叶向高少傅兼太子太师,赐银一百两,派人护送归里。
叶向高在相位时,致力调停群臣之间的关系,和解异同。然而当时党派的争论已经非常严重,御史郑继芳极力攻击给事中王元翰,支持他们二人的人也互相争斗。叶向高请如数发下这些人的奏疏,敕令六部、都察院评判他们的是非曲直,对颠倒议论的一二人加以治罪,以警告其余的人,神宗皇帝不予答复。廷臣们因为没有看到谁得谁失,更加结党相互攻击。到后来,因地域形成齐、楚、浙三党的人竭力攻击东林,将他们排斥一空。直至天启年间(1621~1627)时,王绍微等人撰写所谓《东林点将录》,让魏忠贤按照录中所列的姓名斥逐朝士。因叶向高曾支持东林中某些人,因此被视为东林的党魁。
叶向高回到故乡六年,明光宗朱常洛登基,特下诏召回他,叶向高力辞。不久,明熹宗朱由校登基,又亲自下诏催促他入朝。叶向高一再推辞,未得应允,天启元年(1621)十月,叶向高回到朝廷,再度任内阁首辅。他上奏说:“臣辅佐皇祖神宗皇帝八年,章奏的批答必发给臣撰拟。即使是皇祖的意思想要实行的,也派太监传达诏谕。事情有不可办的,经臣力争,皇祖大多委曲听从。现在陛下虚怀恭己,信任阁臣,然而也间或有宣传旨意,滋生疑义的。应当慎重诏谕,凡事令臣等人撰拟呈上。”熹宗皇帝复旨,表示知道此议,接着就采纳了叶向高的请求,发库银二百万两,作为东西两方用兵的费用。
明熹宗为政之初,朝廷里尽是贤能的人士,全国上下都非常高兴希望太平盛世重现,然而熹宗皇帝年幼,不能辨别忠奸。魏忠贤、客氏逐渐窃取权柄,诬陷杀害太监王安,依次驱逐吏部尚书周嘉谟以及言官倪思辉等人。许多官员为此极力要求辞官。叶向高力争无效,因而请与邹元标一同罢官,熹宗皇帝不准,而魏忠贤更加仇恨叶向高。
叶向高为人光明忠厚,有德有量,喜好扶持良善。再次入内阁为相时,辅佐幼主熹宗,虽然不能如同在神宗时那样正直,然而对时弊仍然多有匡正补救。不久给事中陈良训上疏讥讽把持权力的太监,魏忠贤摘出他的奏疏内有“国运将终”一语,命令把他关入诏狱,并追究重治主使者。叶向高以辞官极力抗争,魏忠贤因此只能将陈良训剥夺俸禄了事。熊廷弼、王化贞被判为死罪,言官劝熹宗皇帝下令从速处决,叶向高请等待法司复奏才作决定,熹宗皇帝听从其言。有人请求将全国各布政司、府、州、县的库积金全部搜括干净运往京师,叶向高说:“地方的库存已经枯竭,王府的仓库还稍有积余。倘若全部搜括地方的库存,突然遇到像山东白莲教那样的反乱,如何应付它?”但熹宗皇帝并未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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