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广填四川”,是发生在明清时期的从湖广到四川的大规模移民潮。其中,从清康熙十年(1671年))大规模开始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为止的移民运动堪称规模最大,历时105年之久。那么这场轰轰烈烈的移民浪潮究竟是这么回事?为四川又带来哪些影响?
元末明初和明末清初,重庆、四川经过战乱,导致人口急剧减少。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吸引外地移民,其中以湖广行省人口最多。以四川成都为例,清末《成都通览》曾记录“现今之成都人,原籍皆外省人”;《资州志·杂编》记载:“本境分五省人:一本省,二楚省,三粤省,四闽省,五赣省。”
移民的大致比例为湖广占25%,河南、山东5%,陕西10%,云南、贵州15%,江西15%,安徽5%,江苏、浙江10%,广东、广西10%,福建、山西、甘肃5%。
我们知道四川号称是“天府之国”,自古就十分的富庶。特别是在南宋时期,四川的税收收入有时竟达到南宋的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可见当时四川的富庶程度。
当时四川的人口也超过1300万,有人甚至说有400万户2000万人。可是因为在南宋末年蒙古军队南下时四川等地抵抗十分激烈,给蒙古军造成重大伤亡。而进攻四川的又是比较凶残的蒙古大汗蒙哥,于是他举起屠刀大肆屠杀四川军民,仅在成都一地就屠杀了120万到140万人。
经过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四川人口由原来的1300万下降到只有60万到80万之间,四川也由“天府之国”变成了人间炼狱。此后在元朝统治期间四川人口和经济一直没有恢复,税收收入在全国处于倒数,成为全国最落后的地区之一。而这些也构成了蜀地后来被湖广人选为移民地的客观条件。
元末民初曾发生过一场规模不小的向四川的移民活动,主要分三种情况:
一是躲避战乱。元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中国爆发反元农民起义。红巾军刘福通起于颖州(今安徽阜阳),高邮的张士诚,在湖广的徐寿辉和明玉珍也相继发动了起义。元朝统治者为镇压,对这些地区的起义军进行了血腥屠杀。使得这些地区,特别是湖广东北部随、麻、蕲、黄一带的百姓相继逃入四川,造成了所谓的“避地入蜀”“避乱入蜀”“避兵入蜀”。
二是跟随明玉珍部队入川的湖广人。1357年,徐寿辉派部将明玉珍攻取四川。1360年,徐寿辉被陈友谅所杀,陈友谅自立为帝,国号大汉。明玉珍不服陈友谅的领导,便在四川建立了“大夏国”。大量以农民军身份入川的湖广人被带入四川,而且多是湖广东北部之随州、麻城一带人。大夏国虽然不久便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但这些人却因此留在了四川。
三是明初入川“实蜀”的湖广人。朱元璋攻占四川后,曾下令迁移一部分湖广人到四川开垦,以弥补四川人口的不足,增加生产力。
在明朝末年,四川人口恢复到了600万人,可是明末清初,1639年明末农民领袖张献忠起事入川,在蜀地建立大西政权,地主武装、清军、南明军一起攻向起义军,导致蜀地战火不断。这些战争持续达三十多年,地主杀起义农民,农民杀反动地主,满人杀汉人,汉人杀满人,“杀得鸡犬不留”。四川人口又锐减到60万人。
至于这次四川大屠杀的主要凶手现在还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是张献忠屠杀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是清军屠杀的并嫁祸给了张献忠,不管是哪一种,其结果是四川又一次变成了人间炼狱。
清军入关后,顺治二年,清政府在湖北设立“湖广四川总督”一职。顺治三年,清军由汉中入川,在西川射杀张献忠,之后进军到成都、重庆。
从这时开始,因战争而进行的移民告一段落。紧接着迎来的,是清政府的政策性移民。
常年战乱令整个四川残破不堪,但四川毕竟是沃野千里的天赋之国,为了恢复和发展经济,清政府实行了一系列招民垦荒、鼓励湖广人入川开垦和发展生产的措施。
尤其是到了康熙年间,更是发布了一系列政令,恩威并施,以敦促川民回川。如撤掉湖广总督,再设川湖总督;规定“各省贫民携带妻子入蜀开垦者,准其入籍。”等等。
这一时期,全国许多其它地区都有移民迁徙到四川,人数超过100万。朱德总司令的祖先正是那时候从广东韶关迁徙到四川的。
我们若问这些“湖广人”:“你们的祖先是从湖广什么地方入蜀的?”他们一般都会回答是“湖北麻城孝感乡”。
民国时期《南溪县志》卷八记述本地氏族来源之后,编者说:“今蜀南来自湖广之家族,溯其往始,多为麻城孝感乡。核其人数,即便尽乡以行,亦不应有若是之伙。且湘楚州县与蜀比邻者尽人皆可移往,何独孝感一乡?岂偌大之川南,仅为一孝感乡人殖民之地乎?”可见,以人数计算,在川南自称来自孝感乡的比孝感全乡之人要多若干倍,何况还有其他川西、川北、川东多大多数移民也称是孝感乡的。
此种现象成为四川移民史上的一个疑案。康熙《麻城县志》卷一记载:“初分四乡;曰太平、曰仙居,曰亭川,曰孝感;统一百三十里,各有图。成化八年(1472)以户口消耗,并为九十四里,复并孝感一乡入仙居为之乡。嘉靖四十二年(1563)建置黄安县,复析太平、仙居二乡二十里入黄安,止七十四里。”
孝感乡既然早在明代成化年间已经撤销,为什么清初入川的湖广人还自称来自此乡呢?
专家分析认为,这是因为明代初年移民入蜀者确有许多孝感乡人,以至清初的湖广移民遂多冒称此乡人,以便认为乡亲,便于互相照顾。
清初移民是奉旨入川的,因此民间所传由官民押解移民之说并非史实。康熙四十七年闰三月,湖广提督俞益谟在呈与皇帝的奏折里谈到湖南等地填川情况:“数年来携男挈女,日不下数百口,纷纷尽赴四川垦荒,盖以本省人稠,无可耕之土也。”当时四川地广人稀,土地肥沃,使许多湖广人自愿入川创业。
湖广人以及其他各省移民的入川路线大致有三条:一、湖北襄樊一带及陕西移民从汉中或宝鸡由川北入蜀;二、湖北武汉等地及江西移民溯长江而上经三峡入蜀;三、湖南、广东、福建等地移民从贵州经遵义或毕节入蜀,也有少数翻越湘西山岭入蜀的。
民国《泸县志》卷三云:泸人自明末遭流寇之乱,死亡转徙,孑然无多。自我省移实者十之六七为湖广籍,广东、江西、福建次之。楚人粤人多事耕种,赣人闽人多营商贾。其习尚虽熔铸混合,而其本俗固保存不废,尚可得而辨焉。
这种情形应该是四川移民社会的一个缩影。清代初年四川人口约为50万,至清代中期实际约为1000万,移民人口占60%以上。移民人口包括湖北、湖南、广东、福建、江西、陕西等省之民;湖广人在移民中约占一半以上。自清代以来,四川社会民俗以湖广为主,而他们在与蜀中土著的交融中也接受了四川习俗,从而形成“五方杂处”的新的四川文化。
四川境内的叙永、泸县、宜宾、荣县、富顺、永川、内江、资中、资阳、简阳、新都、双流、仪陇、西昌等地和成都龙泉山一带现在应有100多万客家人。他们在以上各地形成若干方言点,他们聚居的村落皆流行这客家方言。
四川最大、最集中的客家方言区在龙泉山一带。在清初移民运动中,由于邻近的湖广和陕西移民率先到达四川,首先占据了城市及平原地带,因此后来的客家人便大多居于丘陵、山区地带。
客家是汉民族的一支民系,是在粤东北山区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形成的,保存了中国中古中原地区汉族的语言和民俗。成都龙泉山一带的客家人在追溯家族历史时,往往自称得姓于上古或春秋,而且历汉魏六朝皆有显赫的先辈。他们本宗的始祖则是最初入粤的祖先,是为一世祖。
为什么粤东北的客家人要入蜀呢?据史料记载,最早入蜀的客家人是在康熙年间,至雍正时渐多。
这时一方面因清政府移民填川的政策正在施行,地方政府对移民给予支持和帮助,而且有优惠的赋税和产权规定,移民风潮日盛。
另一方面由于康熙三十年和雍正初年粤东北两次连年干旱,农业歉收,造成饥荒,许多客家人濒于破产或处于死亡边缘,促使他们背井离乡,到外面去谋求生路。最初入蜀的客家人在西蜀落业之后,发现这里的自然条件比粤东北山区要好,因此在广东的客家人得到消息,陆续大量入蜀。
“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使移民文化与巴蜀文化发生交流与融合,从而形成新的四川文化特色。由于湖广话、江西话随着移民而进入四川,促进了四川方言的定型,将四川语言纳入北方话系统,确立了以成都话为代表的西南官话的形成,但同时又存在湘方言、闽方言和客家方言并存的格局。
来自湖广、江西、广东、陕西的移民,因聚居地的不同形成了以移民为主体的建筑风格,即众多的会馆建筑、多样的民居建筑,以及各种风貌的场镇建筑。
四川的评书、竹琴、清音、扬琴以及川剧等文艺形式都呈现出显著的移民文化特色,例如川剧,除本土川北的灯戏二外,即吸收了江苏的昆山腔、安徽和湖广的皮黄腔,还有陕西的秦腔,而形成川剧丰富多样的声腔。
因为“湖广填四川”的缘故,四川固有的土著文化降为次要的文化因素,来自各地的移民在相互融合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兼收并蓄的四川地域文化,而它又有自己的特色。
例如,广东惠州等地素有“正月灯,二月戏”民俗,以灯戏为主的娱乐形式,也影响到巴蜀其他地区的娱乐文化,如成都、自贡举办灯会期间,在玩赏彩灯时总要与观看戏剧表演和品尝美食佳肴结合起来。因此,可以说广东人的这种娱乐形式通过移民的客家人传入四川,再与本土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巴蜀彩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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