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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正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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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正麟(1869-1951)字叔子,号瑞之,四川长宁县人。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应试中拔贡,入国子监受训迪,时不越两年,外放广西候补知府,继后在云南、广西等地任知县、知州、知府。从民国元年始,任四川军政府参事、广西军政府财政司司长、四川上川南道道尹、省政府秘书长、省盐运使、眉山督察专员。“九一八”事变后,犹任过四川省国难救济会常务副会长,省一、二届参议会参议员,长宁县参议会参议长、国大代表等,旋踵官场50余年。
  梁正麟仕途漫长,且学养深厚,翰墨才情丰赡,在文章、诗词、书法、楹联、收藏等方面造诣颇深。生前著述颇丰,可惜多已毁损和散失,现仅在四川省图书馆存下《二知堂联语偶存》专著和近年于民间觅索到的《梁园砖玉汇编叔子署》(上下册)之下册,见诗词、联语、墓志、寿叙计数百首(副);川内峨眉山、青城山、新都桂湖、文君井、苏坟坡、灵关古道,以及省外浙江舟山普陀寺等名山胜境,尚有他撰写的零散于各地的联语、字幅等文痕墨迹。
  梁正麟一生遵从儒道古训,持“士以天下为己任”的志向和抱负,为官清廉,勤政为民,办事明敏果决,敢于担当。虽身处极其剧烈复杂的动荡、战乱、变革年代,始终向往光明,系早期同盟会会员(后沿延为国民党员),对共产党的主张也怀好感。1935年在眉山冒政治风险释放一名被捕共产党员。同年在眉山专员权位之争中,遭到对手制造“夜间县城-”反告恶状陷害,又恰逢红军长征路过洪雅县境,令保安部队后撤,不予抵抗,受到省政府革职处理。晚年,他回到家乡,坚持“反蒋不-”立场,公开支持、帮助、掩护当地(培风中学)共产党地下党组织活动,出面营救被捕地下党员和向党组织“领导”点水,而被国民党军统特务、驻军指挥员关进监狱,差点给“密裁”。
  梁正麟爱乡眷故,有一颗感恩乡梓拳拳之心。在长宁,至今乡民们仍流传着他续修县志、倡议和参与修公路、出资创办培风私立中学、支持乡绅建纸厂和筹划开煤矿、兴产业等一件件益事。因特定的年代和历史背景,解放之初,梁正麟被判处决,改革开放后予以销案。历史证明,他是一位对历史、对社会、对乡梓有一定贡献和影响的开明绅士,一位自长宁置县以来继周洪谟、李永通、杜关等历史名人之后又一名令晚辈不可忘却的故里乡贤。
  困扰缠身,欣然接受诚请
  续修县志,是摆在县上的一项亟待落实的文化工程。原县长伍心谏对即将接任县长的汪泳龙讲:“县志尚未续修,人物俊彦遗言轶事等恐久而湮没泯焉。不传后之修史者,将无所访焉。”汪心急万分,他已提出过议案,只因主纂人难觅而搁浅。恰好,梁正麟回故乡了,对梁的翰墨才情,汪不但熟知且曾多次与之谋面,受过教诲,实乃良机莅至。于是,他特登门拜访,表明诚请之意。
  由于时势多变,长宁县志年久失修,自清嘉庆十三年(1808)始,就一直搁置,延时已近130年。修志工程难度加大。梁正麟在他撰写的志之序二中,就概括地列述了“五难”:“例目始亦欲其简要,及着手为之,乃知门目标题不得苟简”;“社会迈进,人事变迁,政治组织日益详备,典章法令日益增多”;“时间促迫……难于克日成书”;“商榷再四,乃定为总目十三,子目七十尚难言详尽也”;“其最繁重者尤莫如地理、政治以此两目,一为旧志所有而不成片段,一为现代新增而捜集艰难也。”可见,学养深厚,有几十年人生经历和从政经验,遇事明敏果决且敢于担当的他,已感觉到此项工程之艰巨。但他言难不畏难,迅速明了实况,克尽排难,以顺利达到所期目标:抓紧查阅相关资料,结合实际,以形成总体构想,拟定出包括所及人员配备、办公地点、必要经费开支等若干事项在内的可行性实施方案,及时上呈主管审批,以取得认同和支持;有感要按时完成这部大书,非一人之力所能,便邀约了暂闲家中的挚友、邑上举人沈宗元(字与白,曾任清奏奖内阁中书,民国四川教育厅、政务厅厅长公署秘书长,也是一位文化名人)一道承担重任。经县上同意,二人同为纂修,合作共事;及时聘请人员,组建精干班底。除县长汪泳龙任监修、他同与白任纂修外,内设了文牍、会计、书记、绘图、采访员等,作了职责分工,把任务落实到人头;广泛宣传,向社会征集散落于民间的资料,以保志书告成后尽可能少出现缺项和遗漏。
  在梁正麟的加紧筹划下,前期“工程”进展顺利,得到了县上的首肯。县上不仅及时设立了修志局,开辟了必要的经费开支渠道,且在县衙内腾出几间房屋作办公地点,并特为梁、沈二人各备一间办公和休息的简便套房。至此,整个修志“工程”迅速打开局面,走上正常运作轨道。
  殚精竭力,提前完成巨制
  梁正麟与同仁们决意不负重托,不辱使命,修志“工程”一经启动,便立即投入紧张而有序的工作。他与沈与白虽有大致分工,“余之主要为建置、职官、贡举、人物、礼俗、古迹、外记,与白则任地理、政治、物产、食货、纪事”,但有时讨论切磋,以资互助。他在序中述“五难”,在实际运行中,更多的未曾料到的难题接踵而来。面对难题,他同与白随时商讨应对。一天晚上,梁正麟在床上辗转反侧,思考县志的整体架构,无法入眠,索性起床到屋外踱步,乍见树荫下有一人影晃动,感到吃惊,壮着胆子走近一看,原来是与白,俩人不禁哑然失笑。待互把想法托口,竟所见略同。抬望天幕已渐发白,他们才回屋休息。
  特点凸显,留下珍贵文献
  续修告成的长宁县民国志,不失为一部珍贵的地方史志文献。对此,伍心谏、汪泳龙两位县长在各自撰写的志序中,作了极高的评价。
  伍心谏言:“(梁、沈)二君以博文所学,崛起南隅,飞声上都,不惜殚精竭力,开馆重修,未及期年,遂成巨制,其理详瞻,其文简洁,有良史之法度,无俗志之疵类,洵可诵可传也”。
  汪泳龙道:“梁叔子、沈与白两先生重修(县志),凡所取材多两先生素所储集开箧陈书,共成十六卷,总目十三,子目七十都六十万言。详于今而不略于古,重其常而更尽其变,考证贵于发明损益,衷于实用,其旨趣益深得乎,史氏之通裁者也”。
  不难看出,两位县长的评价,是通过与其它志书版本相比较而从总体上得出的认定,其中也包含了他们对梁、沈二先生的不尽赞许和敬意。
  有道好酒窖藏时间越长越具品质、越益浓香。经过数十年沉淀后的长宁县民国志,以迄于今,更特点凸显:
  其一,体例刷新,架构独特。梁正麟在志之序二中讲:“纵言则历史为重,横言则社会宜佯,旧俗之良美国粹也,不得以其远而略之”。这应是他续志所持的不变旨意,在体例和架构上也足见体现。志之总目包括大多数子目,皆以二字冠题,简洁明朗,一目了然;版本编排格式、主次顺序等未沿袭旧志,完全按新的思路设置和取舍;对内容纷繁部分,尽量列表以示;旧志上的人物列传等史料,原文保留,使之脉络清晰,记事扼要,不失史料。
  其二,内容详瞻,衷于实用。梁正麟不但把修志的基本要求记取于心,且对内容和用途尤为看重,对每项入志史料、选定内容,都概以“实用”为前提和衡量的标准之一,注重既突出重点,又顾及全面,讲求取舍得当,力避遗漏缺憾。故而所修之志,“详于今而不略于古,重其常而更尽其变……衷于实用”。今人欲研索长宁古代特别是近现代史况,主要凭借这部民国县志。因由是早年县志中的许多内容在此志中尚可寻取;尔后续修的县志,启始于新时期,对历史虽有所沿袭,但或因偏重于政治等而不少内容已被略去。恰好这部民国县志起着历史传承、时代交替和古今融汇衔接的作用。故对长宁县而言,它以一种内容详瞻、衷于实用、相对精准的历史文献留存下来,实为一部不可多得的人文宝典。
  其三,秉承史迁,确据实书。这无疑是梁正麟始终坚持的又一原则。据悉,他对欲入志的每一人和事,无不要求采集员穷根究底,做到考证确据。尤其在一些敏感和渉及在世或在任的重要历史人物,照样如实书写,无所顾忌。于此,仅举两例:一是民国年间,长宁县县长更替频繁,据记载其时27年,就先后更替41任。而每上一任,无不伸手捞钱。梁正麟对此不但详为记载,还归结道:“民国以来,政统于军,官吏往来如传舍,除搜刮民脂民膏,几不知政治为何物”;二是就在续修县志时,蜀中头面人物之一的刘文辉,正任西康省政府主席,为扩充军费,以备战事,则据其长宁县隶属防区,通过县长戴隆熙,一年征集数年的粮赋,征集烟罚金、烟灯捐、瘾民印照费、国防捐,收缴地方建设经费、换验佃契约、拍卖山林寺庙公产等,从县上搜刮去数十万银圆。梁正麟坚持每笔款项如实记入县志,并为之鸣述:“本县经此度搜刮,公产荡然,地方建设及公益从此无丝毫凭借,良可痛叹,作俑者文辉,受实惠者隆熙,而地方苦矣!”
  其四,文辞雅什,语风别致。虽说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绵延了两千多年的文言文,已被以现代汉语口语为基础语言的白话文所取代,但早期的白话文仍像放不开的小脚,处于变革过渡阶段。梁正麟起学于文言文书面语,尽管他与时俱进,好学求新,但著书立说,也没有完全摆脱文言文的深刻影响,因而在他的笔下,依旧在一定程度上留着文言文的尾巴,只不过是已成白话文口语的文言文。而于今看来,恰是这种语体,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时代且富有个性的语言特征。其所编纂的志书,文辞雅什,语风别致,读起来饶有趣味,更显精粹而不觉简古。
下一名人:余泽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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